莫斯科的祖巴托夫分子在彼得堡

　　“阁下：能否把下面的情况登载在真正的俄国人所尊敬的《莫斯科新闻》上：
　　本月10日，在彼得堡‘俄罗斯会议’³⁹所在地举行了‘俄罗斯会议’委员会委员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同俄国工厂工人生活有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彼得堡社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前华沙总督助理K．B．科马罗夫将军，总检察长A．B．瓦西里耶夫，A．П．韦列田尼科夫上校，前基辅总督阿普拉克辛伯爵，阿·巴·伊格纳季耶夫伯爵，П．A．戈连尼舍夫－库图佐夫伯爵，扎布茨基将军，纳济莫夫海军上将，尼古拉·维亚切斯拉维奇·冯·普列韦，国民教育部办公会议成员И．П．赫鲁晓夫，总参谋部的教授佐洛塔列夫，瓦·西·克里文柯，H．Ф．葛伊甸伯爵，杰米扬年科夫将军，大司祭奥尔纳茨基和其他教会代表；参加会议的还有彼得堡上层社会的女土们以及市政管理机关的列利亚诺夫市长和杰赫捷廖夫议员。新闻出版界的代表有：《光明报》编辑维·维·科马罗夫，《俄罗斯通报》编辑瓦·李·韦利奇科，《新时报》撰稿人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政府通报》前编辑康·康·斯卢切夫斯基，《断片》杂志⁴⁰编辑兼出版者雷金，画家卡拉津等人。会议开幕时，由工人И．C．索柯洛夫（关于这个人，《火星报》第30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文章援引了《光明报》发表的一份比较完整的彼得堡工人祖巴托夫分子的名单。——《火星报》编者）作了关于工厂工人状况的报告。报告人主要阐明了工业城市中工人阶级的现状，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以及他们的求知欲望等（可惜没有把索柯洛夫先生的报告登出来！否则看看他怎么只能“阐明”工人的求知欲望，而不提警察对工人这种欲望的压制，倒是很有意思的。——《火星报》编者）。莫斯科工人代表（说莫斯科保安处的代表，岂不更为正确吗？斯列波夫先生，难道您和您的伙伴们不是为了得到警察局的钱才到彼得堡来的吗？——《火星报》编者），包括我在内，也都荣幸地出席了‘俄罗斯会议’，并向尊敬的会议报告了莫斯科工人的状况。我们在报告里首先代表俄国工人向‘俄罗斯会议’的成员们表示深切谢意，感谢他们允许工人的代表阐明俄国工人阶级目前的处境。其次，我们请求俄国上层社会的代表人物认真注意俄国工人的教育问题（当然是咯！工人正要等着从上层阶级那里得到教育——大概是用皮鞭进行教育吧！——《火星报》编者），教育现状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居心叵测的人正在成功地利用这一点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要是教育不发达对社会主义者有利，那么，为什么这个政府还要封闭工人学校，封闭阅览室呢？这里有点不大对头吧，斯列波夫先生！——《火星报》编者），这不仅对工人有害，而且对整个俄罗斯国家也有害。再次，我们竭力提请尊敬的会议注意，莫斯科的工人希望团结成一个亲密的家庭，以便建立自己的互助储金会，这对工人摆脱极度贫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莫斯科的厂主对工人的这种想法并不同情。为此，我们请求尊敬的会议的成员们提醒政府当局注意给工人互助储金会贷款的问题（请看《火星报》第29号发表的下诺夫哥罗德工人萨梅林在法庭上的演说，其中谈到他是怎样因参加经济小组而被逮捕的。这就是所谓的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储金会！——《火星报》编者）。毫无疑问，在物质需要方面帮助工人，就是对在工人中进行恶意宣传的最有力的反驳（难道斯列波夫先生——这个姓放在他身上真是太合适了^FN1！——真的以为觉悟的工人会为了一点小恩小惠而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吗？至于“在物质需要方面帮助”不觉悟的愚昧的群众，即使那些身居高位、庇护祖巴托夫分子的人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要进行这种帮助，就得首先改变建立在群众痛苦上的整个社会制度。——《火星报》编者）。这些伪善的工人‘同情者’常常说，工人要改善生活，非通过造反、暴动和反抗当局等手段不可。不幸的是，这种教唆有时居然也会得逞，这是尽人皆知的。和平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是对鼓动者最好的反驳。其次，我们荣幸地向尊敬的会议报告：在莫斯科，失业现象虽然极其严重，但是社会主义的宣传近来没有一点成效（而我们在不久以前，就听说莫斯科进行过大逮捕！要是宣传没有成效，那么为什么要进行逮捕，逮捕的又是谁呢？？——《火星报》编者），这正是因为工人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他们自己有互助会、消费者协会，因为当局对工人的需要已经给予了同情和关怀，给了他们开办普通教育讲座的机会等等。——除上述一切以外，我们还向会议报告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在那里我们充当了工人和厂主之间的仲裁人，因此不仅消除了，而且防止了可能爆发的骚动，例如在加肯塔尔工厂、布朗雷兄弟工厂和多勃罗夫－纳布戈尔茨工厂，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谈到了古容冶金工厂工人罢工的问题，这个厂的压延车间和制钉车间的工人原来已经停工，可是由于我们的干预，这才没有酿成骚动，工人们听从了我们同志式的忠告而复工了（这种“同志式的”忠告，工人们已经听得够多了，每次罢工，不论是警察还是工厂视察员总要来劝他们“复工”的。这不是同志式的忠告，而是警察式的忠告。——《火星报》编者）。
　　‘俄罗斯会议’的成员们十分赞赏地听取了我们的报告（听帮助警察办事的工人的报告，还能不赞赏！——《火星报》编者），许多人都发表了意见，说要认真考虑工人的问题，要使工人有可能、有办法摆脱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真是绝妙的写照：将军和神父，祖巴托夫特务分子和忠于警察精神的作家们竟打算“帮助”工人摆脱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顺便也打算帮助捕获那些因不小心而落入圈套的工人。——《火星报》编者），在政府法令的监督下和在真正热爱自己祖国、渴望祖国繁荣富强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容许工人有首创精神（好一个在警察监督下的首创精神！不，工人现在所要求的，已经是以不受警察管制、自由选择工人自己所信任的那些知识分子当领导者为条件的首创精神。——《火星报》编者）。维·维·科马罗夫、A．B．瓦西里耶夫、韦列田尼科夫上校、杰赫捷廖夫先生、画家卡拉津、德·彼·哥利岑公爵以及其他许多人对工人问题也抱着极其热情的态度。也曾经提出必须成立设有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人特别委员会的见解，这种特别委员会在防止工人和厂主之间发生误会方面将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据杰赫捷廖夫先生的说法，这样做是应当允许的，因为群众永远也不可能自觉行动，最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就是工人自己，他援引法国为例，说明那里现有的这类机构正在卓有成效地实现上述任务。（不错，工人委员会在法国和整个欧洲都是卓有成效的。这是对的。但它们之所以卓有成效，是因为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难道杰赫捷廖夫先生以为彼得堡工人全都这么幼稚，连这点都不懂得吗？——《火星报》编者）——关于政府贷款给工人互助储金会的问题，也得到了‘俄罗斯会议’成员们的同情。会议结束时决定选举一个特别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商讨办法。——我们希望您，编辑先生，一个真正的俄国人，也能同情我们工人，把上述情况在您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以便我们的这些优秀人士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反对我们祖国的敌人，这些敌人在人民群众中引起骚乱，散播内讧的种子，削弱对历代崇尚的古训的忠诚、对最高权力的尊重和敬仰。我们坚信，俄国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准备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祖国服务，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能献给祖国，齐心协力，筑起一道不可超越的屏障，抵挡住俄国的荒诞和邪恶行为。